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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藏书楼,满目缥缃的秘境里,书橱疏阔,边上一张书案,一架大理石屏虚空而立。黑白分明的石面上,只苍猿正望月吐纳,云气升起在深山翠谷,山脚下,一线白浪珠玉飞溅,远远望去石屏似乎染了一层雾气......
大理石屏真是令人着迷的一件物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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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士人重宋元古画,而大理石屏,以天然画石嵌装为屏具,滇南万里而来,在明代属贵重珍罕之物,即使将其视作一种家具,以大理石屏的“无用之用”,大约也只能算“玩物”“清供”,虽低调,却更为矜贵。一座黄花梨镶黝黯乌木山水纹面的大案,主人可能只为摆放一座石屏,
江山万里,浓缩一屏,皴擦点染,黑白分明,白云从石头内部升起,东方神秘美学的境界,物化为文人书斋日常之器。纤尘不染的空间里,画境随着光线发生微妙变化,那是故意打磨得微微凹凸不平的云母质颗粒在闪烁,汉代宫廷里云母屏风的奢豪,竟然十足书卷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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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大理石屏配置合适的器座,考验工匠的耐心,明代早期大理石屏,制式简洁素净,朴拙的做法,正为凸显石画之美。往往只有素朴的线条,含蓄至简,才衬托得起它的素雅云气,传统赏石器座之雕凿繁缛,灵芝卷草虽用紫檀衬托,时光打磨到蕴藉无华,毕竟无法承载石头上的米家烟云的出尘,墨色淡到恍惚。
明代江南风气,富裕之家无倪云林,不足称世家。
明代文献中大理石屏消费、馈赠记录,其中多数来自江南地区显宦、文士,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:明代中期以来,漕运顺畅,江南经济繁荣,书画收藏大热,世风奢华。南、北两京高官,江南文士,能从距离中原万里之遥的云南,获得一具被慧眼选出的上等“石屏”,并获得为之品评题铭的机会,事关受赠人的地位,是世俗身份与文化权力获得的双重肯定。如柯律格所述,在明代艺术品市场社会群体通过对奢侈玩物的获得追求“身份认知”,《金瓶梅》中西门庆不惜重金从显宦旧家购买大理石屏,恰印证了这一观点。拥有这一最新被创造出来的“时玩”,馈赠与获得,皆可彰显彼此风雅与地位。世论严嵩贪鄙,《天水冰山录》抄家账册有数量众多的大理石屏,属不得折价变卖、必须缴入内库之物。换个视角,考量严嵩身份、经历,正合“权贵”与“士人”的双重标准:
严嵩早年入翰林,文章养望,一度退隐林下后,多与清流往来;晚年出山,权倾天下,总结其一生经历,前后集“清”“贵”于一身,终以贪墨结党失宠而败,相府里大量大理石屏尽数输入皇宫,可发一浩叹......
文人爱石,岂止一米颠?
关于大理石屏的这些内容,都在蒋晖著的《明代大理石屏考》中。
《明代大理石屏考》采用的考察方法,主要依赖文献钩沉、考稽,尝试“以诗证史”,继而“以史证石”。
举凡引征明人诗文集、选集、别集、全集,包括奏议、信札、题跋、碑铭等文字,还有涉及大理石、大理石屏资料的百余种官修实录、通史、方志、野史笔记、类书、游记等,以时间、鉴赏分作经纬,结合古代家具、赏石、美术史、鉴藏审美观念、谱录出版情况、地理交通、物价、工艺流程、社会风尚等视角,梳理其开采制作、运输入贡、流通馈赠、陈设题咏、鉴赏铭刻、著述递藏等情况,阐述大理石屏在明代物质文明史框架下的演变过程,并尝试在其作为家具、文房陈设品的物质层面之外,进而诠释大理石屏作为“贡物”“商品”“礼物”的社会学意义,以及以“云山意象”作为审美核心的大理石屏所象征、承载的士人品位、精神。
在西方,大理石主要是用于建筑,装饰,雕塑等,是大理石的"有用之用",在中国,以大理石屏的“无用之用”体现东方审美的特点。作为一名石材人,在石材行业进入到精细化运营的阶段,阅读中国石材经典书籍,了解中国的大理石审美传统,创造不同的石材产品才能在未来的石材行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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